在《隋书·卷七十五·儒林》一文中，有一段关于某位大儒的评语，评价他学识渊博、无人可及。文中写道：
> “道冠缙绅，数穷天象，既精且博，洞幽究微，铭深致远，源流不测，数百年来，斯人而已。”
这段话的意思是，这个人不仅学问高深，而且学问的来源几乎无法追溯。这样的学者在过去几百年里恐怕也只有他一位。其学术地位之崇高，可见一斑。
《隋书》的主编魏征，是隋朝一位正直的名臣，魏征为人直率，极难夸奖他人，所以他的一句赞誉往往都是真实可信的。从这段评语来看，显然隋朝确实涌现了一位学识超群、几乎无人能及的大儒。
这位学者便是刘焯，他出生在南北朝时期，隋朝建立之前便已在学术上声名远扬，尤其以儒学造诣为人称道。刘焯与另一位同代大儒刘炫并称“二刘”，但从《隋书》的评价来看，刘焯在学术水平上似乎更为出类拔萃。
展开剩余80%隋朝建立后，刘焯虽然担任过一些官职，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，曾遭遇过罢职甚至发配充军的境遇，最终在朝廷中的职位也并不显赫。这一点说明，尽管刘焯的学问无与伦比，但他的政治能力似乎并未得到充分发挥，甚至显得有所欠缺。
然而，作为一位大儒，刘焯并不依赖于官职来维持生计。他的学识和贡献本身便足以让他在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，并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，尤其在天文学和历法方面，他的成就更为突出。
刘焯对天文学有着重要贡献，他编纂的《皇极历》在中国古代历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他首次在历法中考虑了太阳视差运动的不均匀性，并发明了三次差内插法来计算日月视差运动的速度。这一创新使他能够推算出五星的位置以及日月食的起运时刻，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。此外，他还主张通过实地测量地球的子午线，并较为精确地计算出了岁差，这些成果不仅为后来的历法理论奠定了基础，也被后代历朝沿用。
除了天文学，刘焯在其他学术领域也有显著贡献，他著有《稽极》《历书》《五经述议》等书籍，虽然其中许多内容已经遗失，但足以证明他学识的广博和深邃。
《隋书》中还特别提到刘焯的儒学造诣，称他与当时的许多名儒争论儒学经典，几乎无人能敌。文中提到：
> “与左仆射杨素、吏部尚书牛弘、国子祭酒苏威、国子祭酒元善、博士萧该、何妥、太学博士房晖远、崔宗德、晋王文学崔赜等于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前贤所不通者。每升座，论难锋起，皆不能屈，杨素等莫不服其精博。”
这段记载描述了刘焯与当时众多学识渊博的儒者辩论时，凭借自己深厚的学识，每次都能占据上风，令包括宰相杨素在内的名士都深感佩服。
然而，正因学问过于出众，刘焯也因此招来了嫉妒。有些儒者因无法与他争锋，开始传播关于他的谣言，最终导致他被罢职，甚至名誉受损。史书记载中提到：
> “与（刘）炫二人论义，深挫诸儒，咸怀妒恨，遂为飞章所谤，除名为民。”
这句话的意思是，除了刘炫，其他当世的儒者都在学术辩论中被刘焯压制，久而久之，他们开始对他心生嫉妒，并通过造谣加以攻击，最终使得刘焯被罢职，名誉受损。
此外，刘焯的教育影响也不容小觑，他的学术传授深远地影响了后代。唐代的儒学大师孔颖达便是他的弟子。孔颖达，作为孔子的直系后裔，在唐朝时期担任曲阜县公，意味着他是孔家族长。孔颖达拜刘焯为师，学习儒学，可以看出刘焯的学识和教诲受到了极高的认可。
《隋书》中还评价刘焯说：
> “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，博学通儒，无能出其右者。”
这一评价不仅彰显了刘焯在儒学上的无与伦比，更表示在他之后，几百年内都难以找到学问能够超越他的人。刘焯的学术地位几乎可以与孔子相提并论，若非个人品德有所缺失，他的历史地位可能会更加辉煌。
然而，刘焯的缺点也显而易见，史书记载他非常贪财，尤其是他对待学生的态度。那时，凡是来找他求学的人，都必须支付一定的学费，而给得多的学生，他则倾囊相授，给得少的，则教授得少。这种行为在现代看来或许无可厚非，毕竟是知识付费的体现，但在当时的社会，这种做法却被视为大儒应有的节操问题，令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。
因此，虽然刘焯的学问无可挑剔，他的品行却受到了许多批评。在当时，他的名声并不好，甚至因为这种行为，许多曾在学术上败下阵的儒者对他心生怨恨，并加以抹黑。结果，尽管他一度被誉为“数百年来无出其右”的大儒，死后却未获得隋朝政府的谥号。
总结来看，刘焯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，他的学术成就几乎无人能及，但由于个人品德的缺失，未能获得应有的历史地位。后来的孔颖达等人，比他更有声望，令人惋惜。
参考文献：《隋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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